葛院士您好，作为最早在国内推广TAVR技术的专家之一，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TAVR技术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葛均波院士：
中国的TAVR技术起步比较晚，发展也很缓慢。到今天为止，虽然将近30家医院先后开展了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TAVR），但主要手术集中在5-6家医院，也只有这少部分医院经验积累的相对较多。目前TAVR在中国的发展主要面临几个方面的阻碍和挑战，首先，TAVR技术最早引进中国是在2010年10月份，但国外2002年就开始开展了，我们国内的经验和数据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另外一方面是受到器械的限制，目前国内没有中国自己的相关器械在临床中应用，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TAVR在中国的发展；第三个限制因素是国内患者对TAVR治疗观念的接受程度，主动脉病变是一个老年性瓣膜的退行性病变，刚解放时人均寿命仅有五十几岁，还没来得及发病就已经去世，现在人均寿命八十岁，因此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需要经皮主动脉瓣置换，这也是中国对于TAVR技术的临床需求，但东方人的传统观念导致很多老年患者不愿意手术，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通过TAVR能得到有效治疗的患者因为不能或者不愿意手术一步步走向死亡。
从经验技术上来说，我们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也在逐步积累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数据；在器械研发和临床应用方面，目前国内主要有杭州启明、上海微创和苏州杰成三个医疗器械公司在进行瓣膜的研发。这三个厂家的瓣膜目前都完成了临床试验。我和霍勇教授都参与了启明医疗研发的VENUS-A主动脉瓣膜的临床研究评审，也许不久的将来，补充一些试验数据之后，VENUS-A将在临床中得到大规模应用。上海微创公司研发的Vita Flow瓣膜也完成了临床试验，目前病人正在随访当中。另外苏州杰成的这个经心间的瓣膜也完成了患者入组。我个人觉得以后瓣膜可能会成为中国介入心脏病学的另外一个分支。根据国际经验来看，一些相关临床研究中的适应证在不断拓展，原来入组的患者是外科不能手术、有症状的、严重的主动脉狭窄，预期寿命超过一年，后来在PARTNER A当中入组了可以手术的来比较两组结果，后来在PARTNER II当中又入组了可以手术的中危的患者。现在有些欧洲研究中入组的是低危患者。我觉得可以做一个预测，只要是我们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或者瓣膜的质量问题得到了解决，毫无疑问，经皮主动脉置换会成为瓣膜病治疗的新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外科手术。国际是这样，相信在中国也将是这样。
霍勇：希望中国的TAVR技术在规范中起步和发展
医声网：
霍勇教授，今天的会议中，Horst SIEVERT教授和大家探讨了心脏瓣膜团队的组建问题，这是目前中国想要开展TAVR技术的中心面临的问题，对此您有哪些看法和建议？随着TAVR在国内的发展，您认为我们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霍勇教授：
首先，我非常欣赏Horst SIEVERT教授关于Heart valve Team的报告。核心就在于我们如何组建一支称职、高效的Heart valve Team。谁去真正的了解这个技术、了解这个器械对于中国开展TAVR的初期非常重要。我们将会从学会角度推出关于Heart valve Team组建的推荐建议，不是一群人坐在一起开会纸上谈兵，而是对于TAVR的开展和团队的组建真真正正地起到推动作用。当然Heart valve Team也在发展，现阶段我们需要Heart valve Team，也可能随着技术发展和器械更新，未来会像PCI一样不再需要。但这个理念永远不会过时，我们永远需要各个学科参与进来一起讨论。当技术成熟，Heart valve Team变得更加简单之后，也许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更加有效的提高患者预后。
对于未来TAVR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就像刚才葛院士所言，中国毫无疑问将是最有潜力的，未来可能是例数最多的国家。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走这段路，这很重要。王建安教授组织了China Valve(Hangzhou)这个会议，对TAVR技术在国内的发展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推广和规范作用。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怎么培训，从手术医师、到Heart Team每个成员以及行政人员，到如何管理整个流程，怎样形成我们的组织形式，最终使这项技术在一个组织中，很好地有序开展。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能做滥了再回来规范，而应该规范地起步，规范地发展。
王建安：从器械的改进和手术方式的优化等多方面解决应对中国患者特征
医声网：
中国病人或者说亚洲人群有着自己的特征，比如二叶瓣比较多、钙化比较多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该如何把握适应证或者说患者选择？
王建安教授：
就这个具体问题来讲，的确，我们的二叶瓣患者占40%左右，有的高的中心占比高达50%，我们中心占比大约38.5%。当然至于为什么多，可能有很多原因，也许是积累。面临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不能不去管这些患者，无论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仍然需要去解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器械的改进，怎么能克服钙化以及解剖结构本身的缺陷。比如按照传统的CT扫描的瓣环大小去选择瓣环时，如果是这种瓣上结构高度钙化的病人，肯定会偏大，偏大的瓣环植入后会下滑，导致严重的瓣周漏，以后在瓣环设计上，特别是中国人设计的瓣环，会慢慢适合于中国患者的情况；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手术方式上可以有很多的思考，这点至关重要。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心得体会，特别是down size，就是瓣环选择缩小，实时用球囊去评估瓣上结构，可能会使得尺寸选择更加合理。目前我们不太担心二叶瓣的问题，以前很担心，但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和三叶瓣效果没有太大差异。当然我们还没有长期随访结果，可能几年之后，二叶瓣患者长期预后如何会积累起数据。在葛院士牵头撰写的中国TAVR指南就把二叶瓣作为相对适应证放进去。
Horst SIEVERT： CSI & China Valve(Hangzhou)携手合作 共同推动TAVR技术发展
医声网：
Sievert教授您好！此次是China Valve(Hangzhou)与CSI(Catheter Interventions in Congenital, Structural and Valvular Heart Disease)携手合作的第二年，作为CSI的现任主席，能否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与China Valve(Hangzhou)合作的体会？
Horst SIEVERT教授：
CSI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致力于结构性心脏病、瓣膜以及先心病的治疗和研究。我们的使命是将这些疾患的治疗方法和知识传播到世界各地给所有的心脏介入医生。这也是我们和China Valve(Hangzhou)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医疗组织合作的原因所在。所以当王建安教授来问我是否能够与他合作推动TAVR在中国的发展时，我乐意至极。这已经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了，从会议规模我们可以看到China Valve(Hangzhou)发展非常快，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明年参会人数达到5000人我都不会觉得意外了。